3.基本的法律之外的法律需要改的也不少，首先是《检察官法》。

司法责任制改革核心是对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进行重塑，基本目标是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改革主线是明晰权责、优化机制、有序问责、强化保障，绝不能单把问责作为立足点。目前，已经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两个重要文件，前一个意见是作为人民法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后一个特邀调解规定作为推进特邀调解工作的重要文件，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对此项改革的具体指导。

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督察小组对部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展开督察，点对点地对试点工作进行实地检查和督导，推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台账。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亟需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改革落实到位。在确定法官办案饱和工作量时，既要考虑改革之前法官单打独斗的工作饱和度，也要考虑改革之后审判团队协同作战的工作饱和度。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逐步推进。第三，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院庭长办案时间。

只有通过大胆探索实践，才能找到最适合、最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最能提升办案质效的审判组织模式。第四，注重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的职能。这些均体现了法律经济学中的基于威慑的实施理论要求，希冀通过日常频繁的检查、加大惩罚力度，[5]进而降低执法成本、顺利实现规制目标。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及《产品质量法》(第43条)亦有关于首负责任制的规定，即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取得有效食品经营许可的食品销售经营者116719家。而英国则是遵从型的模式。另一个是直接威慑和间接威慑，直接威慑是指惩罚的恐吓作用，而间接威慑是指正式制裁所衍生的非正式社会制裁。

当然，这也只是简单的归类，一个国家一个行政机关里也可能并存在多种模式。相关规制人员颇为忧虑。

定额罚款与倍比罚款相结合。[40]参见王贵松：《食安法修改应摒弃重罚思维》，载2015年4月22日《中国食品报》第3版。后者是使用处罚与起诉的方式并对未来违法产生威慑作用。这种是对于基于损害的制裁，损害的发现极为重要。

不过，这些公式或者思路均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只有通过个案计算才能达到最佳威慑，此种计算不仅包括发现的概率，而且还包括损害。[39]进而，长期以来中国行政执法时并未区分相对人的主观过错或过失，虽然便于执法却可能产生威慑过度的问题。美国的实施体系总体呈现对抗型、诉讼型以及基于威慑型的模式。同时，食品安全规制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也必须要有其他配套机制，否则难以实现规制目标。

为此可能要发挥企业自己的作用，如企业经常自我报告(self-reporting)自己违反了规制要求，如此行政机关会减轻惩罚。首负责任制的确立，使得就食品产品而言，新《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做到了有机的统一。

[7]事实上，除了美国之外，包括中国大陆、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诸多国家和地区均在强化食品安全规制能力，提升威慑力。根据该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出现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非法添加、违法使用高毒剧毒农药等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处以5天以上15天以下的拘留。

边际威慑认为在最优条件下，对违法者的惩罚，应使违法者付出的违法成本在边际上等于其违法收益。换言之，如果对犯有轻微违法行为人和危害特别重大的行为人都处重罚，那么重罚对危害特别重大的行为人就没有边际威慑，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麻烦。[46]持续型模式则灵活性较差，将容忍限制在一段时间内。新《食品安全法》第122条则修改为……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50]严厉性就是以罚款为例，要求提高罚款额度，但是如果存在较低的违法发现率，严厉性仍然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这也正是确定性的意义所在。在贝克尔看来，守法、违法均与成本、收益有关，与理性选择、利益最大化有关。

[34]在整个立法修订过程中也特别强调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当然，从最佳威慑理论来观察，中国目前的市场、私法的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与之合作的机制也须充分建立。[26]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指出最佳的惩罚额度等于损害除以发现的概率。

相反，威慑模式下严格地实施执行法律，可以较高效地提升行为标准与管理体系，降低违法的风险可能性。根据违法金额或者违法所得来计算具体数额。

(一)回应性的执法模式 中国行政法学界多使用行政执法一词来表示法律规范并不因为立法而完成，还需要持续地监督与实施才能够确保相对人遵从。严格的执行也可能导致企业破产而引发失业等问题。

[57]相关的讨论可参见阎锐：《行政处罚罚款设定普遍化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而对于基于行为的制裁，其没有产生任何的损害，行政机关只能期望违法行为未来产生的损害最小，发现概率最大，从而产生最佳威慑。[12]See Diana Crumley, Achieving Optimal Deterrence in Food Safety Regulation, 31 Rev. Litig.353, 368(2012). [13]See S. Andrew Starbird, Moral Hazard, Inspection Policy, and Food Safety, 87 Amer. J. Agric. Econ.15, 16(2005); Spencer Henson Bruce Traill, The Demand for Food Safety: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18 Food Pol'y 152, 157(1993). [14]参见杨晓维、张云辉：《从威慑到最优执法理论——经济学的视角》，载《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要采用回应性规制的方式，根据不同的产业结构、被规制者的动机和自我规制的能力而采用不同程度的干预和不同的规制手段。

但是学者们的建议还是要在惩罚与说服之间采取平衡。新《食品安全法》着眼于加强第三方的责任，规定在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相关第三方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对违法者的惩罚，应随其违法收益的增减而相应地增减，从而使违法者并不能从收益更大的违法行为中获取额外的或边际上的净收益。中国目前现状是行政资源有限，结果影响了检查、发现违法的概率，对于小作坊之类的违法案件，投入的规制成本较高，很难实现最佳威慑。

一般情况下，食品加工生产者、运营商者精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可以很好地对负面的经济行为作出回应。根据所侵害面积来计算具体的数额。

并认为此次修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要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第3条)，为了实现威慑的目的，相对于2009年的版本，第九章法律责任部分除了增加了许多条文，特别提升了罚款的额度、倍数，强调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协调。定额罚款就是直接规定罚款的数额，一般呈现为两种情况，一种为同时设立上限和下限，另一种为只设立上限不设立下限。注册登记互联网第三方食品交易平台服务的企业约50家。[6]但是这种威慑何以能够成为最佳威慑(Optimal Deterrence)，社会福利何时实现最大化，均值得进一步探讨。

以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生产食品添加剂等行为的法律责任为例，旧《食品安全法》第84条设定的罚款幅度为……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23]而如果实施这些处罚，又与第二项内容有关，涉及到监督检查的频率、发现违法的概率等。

一般情况下，违法收益与对他人的损害是正相关的。其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如何分配执行力量。

同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和社会征信系统的不断完备，从业禁止等类似行为罚的威慑效果亦将逐步显现。[28]当h/p超过了个人的财富时，最佳罚款额度就等于个人的财富。